证据之一，是上引纽康教授1885年的原著，是把货币数量公式定名为 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的。
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我们参与这场竞争的主动性和及时性。价格改革与社会承受力的关系
我国目前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推进阶段。以破解资源环境难题为重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因扭曲而偏低的资源价格回到合理水平，要求部分由社会承担的环境损害成本内部化为企业成本，要求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环境保护上有更多投入，这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成本，某些以往由于资源环境价格扭曲和体制漏洞而占便宜过多的企业可能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被淘汰。推进价格改革，一方面要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相适应，避免或减少不利影响。绿色消费文化逐步形成。但在界定先进和落后时，一种相当普遍的尺度是规模大小和技术高低，经常还将高消耗、高污染与小企业挂钩。
不是仅增加生产经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带动降低成本、新增盈利的创新。政策法规架构和标准体系初步确立。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各国经济将由应急管理转入常规增长，中国经济应更早一些考虑刺激政策的淡出退出问题。
随着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变化，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和节能减排压力增大，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和污染排放的外延扩张越来越难以为继。四是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缺陷近期美国并不希望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贬值，只是要求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拿中美贸易差额说事。但当主要是金融因素导致汇率升值要求时，特别是在国内实体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时，要特别谨慎。
在80年代早期，有7%的日本企业已将银行贷款减少到零，另有18%的企业将银行贷款降到其全部资本的20%以下。到1985年，日本企业自有资本已经比生产设备投资多出1.2兆日元，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动力已经不强。
但日本在应对减少贸易顺差的过程中，不愿开放国内市场，反而推动金融自由化，参与货币政策的多边整合，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制造国内需求。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随着国力的强大，当时日本国民信心膨胀，日本精英想推动日本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愿意容忍日元升值，以使得日元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符。只是相对于日本，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转轨国家，中美之间的不对称依赖程度不如当时的日美关系。
人民币升值不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利益，但其在资金回流的核心利益上，却是只做不说。而汇率升值后的政策搭配，对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尤其是防止出现泡沫，具有重要意义。金融自由化（使间接融资加速转变为直接融资，融资成本上升，资产运用收益下降，但资产扩张导致总利润增加）与财政重建（减少国债规模，使银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压缩了金融机构的收益空间，加剧了金融机构间的放贷竞争，从而使得金融机构转向风险收益更高的领域。面对危机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缩水，经济复苏最缺的是资金。
一是美国市场巨大，日本考虑到它可能给国内经济带来增长，不得不和它谈。美国经济长期运行中贸易的赤字，是靠在金融市场上吸引全球资金得以维持。
从经济、政治上看，确保国际资金持续不断地回流，是当前美国的核心利益。其后强势美元损害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美国转向弱势美元政策。
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刻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背景，仅是一国的某些政策无法根本扭转。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业开始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一般企业具备了部分金融特性，企业也从事大量的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资。二是日本持有美元债权的积累，减轻了日本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美国企业则因此赢得了宝贵时间，在IT、计算机软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确立了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日本贸易顺差又大量投资美国国债，那几年美国国债发行收入中30%-40%为日本资金。有鉴于此，中国可考虑在保持汇率对美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重新回到美国危机前汇率适度波动的区间。
为避免汇率调整失控，继续获得日本资金支持，美国要求日、德配合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签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日本扩大财政支出（美国认为如果增加民间投资，日本的供给能力会越发增长，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经常顺差会越来越大），为促进土地利用而强化税制，修改《大规模店铺法》，改革流通体系，强化《垄断禁止法》，对排他性的交易惯例以及系列交易加强监督，修正内销和外贸之间的价格差异等。
三是日本接受削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8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财政重建，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受到美国制约又较多，作为交换，接受日元升值。汇率升值应与培育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经济结构改革等措施相配合。
因此，要从根本上调整这种不平衡，应加快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入手，约束中心货币国家的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日本80年代以后出现的高技术、高性能产品对美出口数量，不论以美元计算还是日元计算，都有很大增加。
相反，在1978-1979年，同样是日元迅速升值，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但货币供应是紧缩的，不断提高利率，日本经济就没有出现泡沫。当本国劳动生产率持续高于外国时，应主动引导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升值。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的搭配不恰当，是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宏观原因。日本政府为了避免持有的大量美国资产贬值、支持美元发行，日本在过长的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上，即使在经济已明显复苏后仍是如此。
而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包括汇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仅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缓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程度，但对此不能寄予过大的期望。政治上，对奥巴马执政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医保改革，又需要大量后续资金支持，也迫切需要全球资金回流美国以支撑经济尽快复苏，在恢复增长中逐步减轻赤字负担。
一直到现在，危机后的奥巴马政府，经济上的压力，是减少失业，复苏经济。为此，设立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本金融的自由化、对外开放和日元国际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中国当前的汇率升值压力，有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世界动荡所致，金融性因素明显。
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实现美元币值有序下跌。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日本经济已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但日本对日元升值的市场影响、后果研究不充分，广场协议签订前后甚至没有对汇率升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论证。在这期间，充满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和各种直接的贸易管制，并成为推动各种谈判的重要筹码。
广场协议前，虽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美元汇率却大幅上升。即使如此，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直接实现贸易平衡目标，仅仅因日本经济10年低迷而有所缓解，并将不平衡结构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地区。
第三，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只是通过股市、楼市制造了虚假繁荣。
不论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时期，还是这一轮全球化，都出现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世界经济形成了实物与资金相互支撑的循环圈：日本为美国提供融资，进口日本的商品、服务，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负债为美国对外投资需求提供资金支持。